眼下，“公园城市”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词汇。

虽然相关概念尚待厘清、国家标准体系尚未确立，但是各地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热情不减。从东南沿海的福建石狮到西北边陲的新疆石河子，政府和媒体都在谈论、憧憬着它，有的城市甚至已经请规划院设计出了相关方案。

公园城市是什么，怎么建，它与以往的园林城市、生态城市、森林城市有何不同？只有弄清了这些基本问题，才有可能避免盲目跟风、大搞政绩工程，同时也避免在对“公园城市”的憧憬中迷失方向。

探路：从城市公园到公园城市

广东江门是梁启超的故乡，也是巴金笔下“鸟的天堂”。近年来，这个人口不到500万的著名侨乡又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开风气之先。

2015年4月，《江门市公园城市建设工作纲要(2015-2020年)》颁布实施，提出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山、林、田、河、海等生态景观资源，到2020年逐步形成五级市域公园体系。一年后，江门市建成各级各类公园916个，各类绿道2082公里，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出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规划构思。

与江门同一年启动的，是贵阳市的“千园之城”建设工程。2015年之前，该市只有365家公园，“千园之城”建设启动三年后，全市公园总数超过1000个。根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贵阳市公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贵阳将打造“山环水抱，林城相融，公园棋布，绿廊环绕”的公园城市空间特色。

长江北岸，江苏扬州也在大规模“造园”。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扬州全市共建设公园350多个，其中主城区各类公园达200多个。

2017年12月《扬州市公园条例》颁布，将公园体系建设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一年之后，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出版《公园城市》一书，书中深入探讨了城市公园与公园城市的辩证关系，并独辟蹊径提出“公园思维”执政理念。

对于公园城市而言，2018年是一个分水岭。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视察时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一年多来，成都“大干快上”，“公园城市”在当地成为高频词。政策规划纷至沓来，机构设置与部门重组应运而生，学术研讨与工程建设齐头并进。

而究竟什么是公园城市？对此政府部门和业界尚无定论。但是对于公园城市不是什么，专家们的看法却大体一致——公园城市≠公园+城市，不能单纯看公园数量，更不是大建公园。

“公园并非越多越好，也不是公园越多市民的幸福感就越强，这两者没有必然关系。”一位风景园林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他看来，城市公园要平均使用、各有特色，公园城市则应该将系统性、生态价值和服务品质纳入评价标准。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胡洁是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主设计师、北京世园会规划阶段总负责人。他认为，公园城市理念是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之间找平衡点，对于提高人居环境和城市品质具有非常积极正面的价值。

“如果说以往的城市公园是一个个绿色孤岛，那么眼下的公园城市就是覆盖全市的大系统，城市是从公园中长出来的一组一组的建筑。系统式的绿地和孤岛式的公园是有高低之差的。”胡洁说。

他认为公园城市至少应该具备两大特征：普惠，提高全民生活品质；系统，将生态引入城市。“不是在城市中建公园，而是把城市变成大公园。”

以成都为例，眼下，成都将公园城市定义为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并将其内涵本质概括为“一公三生”，即公共底板上的生态、生活和生产。

歧路：模式、资金、管理的三岔口

对于建设中的公园城市，不少专家都寄予了高度的期待。他们关心的不仅是一城一地的公园城市进展，更希望能够通过公园城市的探索，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中国样本。

作为天府公园城市研究院的专家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希望将成都的公园城市理论和实践上升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范本。在他看来，公园城市是“生态文明的城市版，城市发展的绿色版，美好生活的现实版，田园城市的未来版”。

但是，公园城市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新课题，牵涉面广、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以成都为例，天府新区公园城市的规划周期达30多年，仅龙泉山森林公园就要建设整整50年，投资数千亿。

因此，公园城市建设在整体规划、商业模式、服务管理上也存在巨大挑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顾朝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公园城市是具有前瞻性、前沿性的人居环境改善工程，但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关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财政能力水平量力而行。他认为，眼下最重要是不改变城市结构、不大搞公园和绿地建设，而是将现有资源整合盘活，把小的绿地空间开放给公众。“公园城市就是大大小小的公园一体化形成的城市。”顾朝林说。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胡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公园城市最大的亮点和难点在于“连接”，即将原先土地属性不同、管理部门不同的公园绿地资源进行统筹管理和综合运用。其中涉及林地、公园用地、河道用地，林业、园林、水利、农管、水道等不同部门，是一个版图特别大的系统工程。

按照成都市《天府绿道文化建设策划方案》，总长度16930公里的天府绿道将连接起区域内的主要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居民区等，建设难度和资金量之大非同一般。

作为资深设计师，胡洁最关注的就是能不能将这些资源连接好、利用好，其次是项目自身的“造血”功能。

他担任主设计师的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简称“奥森”)是目前国内最受欢迎的城市公园，更是健走和跑步者的圣地。据胡洁介绍，“奥森”一年的管理维护成本在两亿元左右，其中一半要靠财政拨款。北京市相关数据显示，绿道每年的维护管理费在6~9元/平方米。而北京的一些大型园林场馆也面临着游客量较少、商业化程度低的困境，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看来，提倡公园城市并不是要在城市建设中大搞公园工程，不惜成本地建设城市公园，代价还是要由城市居民来偿还。

胡洁认为，应该继续探索所有权，将公园从完全由国家投入的公益项目向公私合营、承包运营的方式转换。广州、深圳等地的实践证明，由运营方自负盈亏的承包经营方式不仅提升了公园的“造血”能力，也提升了服务和管理水平。

出路：因地制宜打造中国样本

从山水田园诗到历代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从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提出的“山水城市”到今天的生态城市、园林城市，中国人一直在都市与田园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1984年，钱学森在致《新建筑》编辑部的信中提出“构建园林城市”设想。1990年，他又明确指出“城市规划立意要尊重生态环境，追求山环水绕的境界”。1992年10月他再次呼吁：“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大型园林，我称之为‘山水城市、人造山水’。”

然而这些建议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和设计圈，并未在城市建设中引起足够反响。一位业内资深设计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山水城市”理论当时之所以反响不大，是因为一线的设计师都在跟着书记、市长跑，没有时间听这些，毕竟那还是一个“GDP挂帅”的年代。

政府管理部门也试图通过挂牌、评比的方式因势利导。

1992年，原建设部就先后启动“园林城市”和“生态园林城市”评比，参考、借鉴了钱学森的“山水城市”理论，及国外的“花园城市”概念。《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对不同地区和规模的城市人均公共绿地、绿地覆盖率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2004年起，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启动“国家森林城市”评定程序，贵阳市成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截至2018年10月，全国共有“国家森林城市”165个。

此外，“国际花园城市”评选也是各地非常热衷的。据悉，该竞赛自1997年起已举办17届，美国芝加哥、加拿大多伦多等70多个国家的100多座城市获得“国际花园城市”大奖。2000年以来，深圳、杭州、大连、厦门等二十多座城市先后获得“国际花园城市”称号。

胡洁曾对城市公园体系中的诸多国际经典案例做过深入研究，比如纽约的中央公园、“口袋公园”，波士顿的“绿宝石项链”绿地公园系统，丹麦哥本哈根的绿道系统。2003年回国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钱学森的“山水城市”理论体系，并不断加以实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

谈到国内的城市公园体系，胡洁首推杭州。“我觉得杭州最具备公园城市的条件。公园城市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公共性和普惠性，所有的市民和旅游者都在整个杭州城的绿地里边，公共参与度、园林环境和维护水平都很高，而且很有文化沉淀。”

从目前情况看，公园城市尚处于各城市自发建设、互通有无的阶段，并没有国家部委牵头制定相关标准或组织评比。

胡洁赞成这种审慎态度，公园城市的建设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定“一刀切”的标准。“每个地方的资源条件差距都太大了，如果说杭州是一个达标的公园城市的话，也不能拿别的城市跟杭州的资源比，不可能再来一个西湖。”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本底”是规划师们常常提到一个词，即一个城市所拥有的自然生态资源，比如前面提到的杭州、扬州、成都、贵阳都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胡洁认为，公园城市代表着理想的品质生活，但是也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盲目跟风。“赶时髦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脱离现实搞大规模绿化，出现过度密植、大树进城等现象，对生态是另一种破坏。”